“每天都能看到为了修家谱而前来查资料的人。”昨天，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工作的郝瑞平说。
曾经见过很多家谱的“家谱热衷者”柳哲告诉记者， 他发现，在很多地方，家谱的形式已经非常多样，有的家谱竖排，有的家谱横排，有的还在使用木活字，有的还是用繁体字。但是，不管形式是仿古的还是现代的，修家谱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已经变成全新的了。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家谱热”在民间悄然兴起，甚至有的家谱改变旧时代的做法，“大胆”地把女性也列入了家谱。
北大毕业生受命修家谱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磊这几天有点为难，因为他刚刚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家庭使命———修家谱。
“爷爷说，再不修家谱，以后都不知道根在哪了，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族都有什么人了。”王磊感觉到爷爷把修家谱的重任交给他时的郑重。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工，但他已经感到了这件事的难度。“过去的名字都是按辈分排的，谁跟谁一辈一看名字就知道，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名字随便起了，要修家谱光排辈分就是一件不轻松的工作。”
王磊感觉到的另一个难度是，现在家族成员的居住地分散。“爷爷那辈，一个家族的人就住在周围几个村子，到了父亲那辈就有南下长江的了，再到我们这一代，从广州到北京全国各地哪儿都有，要想把这些人的资料全找齐，可不是件容易事。”在王磊看来，修家谱是个“工程量大、耗时长”的工作。他觉得，由专业人士来专门做这件事就好了。
尽管如此，但王磊还是觉得修家谱是必要的。他上学的时候曾经看到别人的家谱，他说，那时候有一种历史归属感和家族归属感。
王磊说他本人也很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家谱里，等后人一查，可以知道他是谁，做过些什么。“普通人大多不会出现在正史里，但他可以出现在家谱中，证明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王磊说。
普通人图书馆里查家谱
像王磊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工作的郝瑞平先生每天都能看到为了修家谱而前来查资料的人。
郝瑞平介绍，有的读者远道而来，其中来自河南、江苏、广东的人相对更多些。“每个人都希望找到历史上自己家族的记录。”他说。
郝瑞平也亲眼见证了很多人在家谱中找到家族历史记录之后的兴奋。他曾经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来图书馆查阅家谱，想找到自己原来的姓。结果，他竟然在爱新觉罗的家谱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老人特别兴奋，回去把自己的姓重新改回了爱新觉罗。”
郝瑞平介绍，从来者的情况看，修家谱与经济有一定关系，但并不一定是有钱人家才修家谱。“现在有很多人家并不特别有钱，但他们愿意大家凑钱做这件事。”他注意到，经常来查阅家谱的有周氏、方氏、秦氏等不止一家。“他们总是愿意找到历史上显耀的、有影响的人，和自己挂接上。”
郝瑞平也利用便利条件研究家谱，他发现，不管怎么找，最后都会找到先古时期，黄帝、炎帝那里去，祖先就是统一的了。“所以，从家谱来看，我们确实都是炎黄子孙。”他说。
郝瑞平透露，近五年来，国家图书馆新增了100多种家谱，其中以新修家谱为主。“多数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家谱提供给图书馆收藏。”他说。
重修的家谱很“现代”
记者见到了一些重修的家谱。这些家谱的形式各有不同，有的还是仿古的，多数已经和现在的书籍没有什么区别了。
蔡善武是重修蔡氏家谱的召集人。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精装家谱让记者看，并说他们的家谱可以称得上是目前“最完善的家谱”了。“这只是第4部，另外还有3部呢，一共1500多万字。”
记者发现，他们的家谱中不但有过去的藤式结构，还有现在的表格等各种编排方法，关键的人物还附上了彩色照片。“老式的家谱内涵比较少，新式的家谱内涵丰富、信息全面，你看，这里面把每个人的文化程度、职业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包括了，查起来特别方便。”蔡善武说。
蔡善武还特别提到了观念的现代。“我们现在修家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过去妇女是不准入谱的，还有封建社会提倡的忠孝、贞洁观念，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去掉。”记者看到，蔡氏家谱中女性和男性一样列入家谱，而其中不乏社会上的精英人士。
蔡善武说，他们修家谱提倡6个字：尽力、尽智、尽财。
“修家谱也是个系统工程，工程量很大。”蔡善武透露，他们的“总领袖”其实是海外华人、美国洛杉矶老东方集团董事长蔡有方，而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的他，只是其中的主审、主编之一。“蔡氏不算大姓，但有人操作此事，终于得以完成。”他说。
新家谱·故事
柳哲：为何认柳下惠为祖
他讲述“寻根”经历后说，家谱让他找到归属感
记者见到柳哲的时候，恰好有一位来自山西的柳先生找到柳哲北京住地。柳哲说：“他叫柳建忠，虽然以前不认识，可我们都是一家人。”
像这样的情况柳哲已经经历了很多了。这几年，柳哲牵头编柳氏家谱，因此结识了不少这样的本家。
发现了“族人” 柳宗元
柳哲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小的时候对家谱是没有概念的。“那时候只知道自己姓柳，真正的祖宗是谁就不知道了。”小学五年级时，老师讲课时提到柳贯，顺便说了一句柳贯就是当地人。柳哲从此意识到自己跟历史上的柳贯有着某种渊源，并有了一种姓柳的自豪感。
后来，他有意识地查找历史资料，发现更早的祖先中竟然包括柳宗元。
家谱中找到柳下惠
高中毕业后，在文化站工作的柳哲经常跑到各个地方查找先人留下的历史资料。一次，在浙江兰溪市梅江镇横溪村，柳哲在一个老人家里发现了17本《蜀山柳氏宗谱》，这让柳哲如获至宝。打开家谱的第一章，只见上面写着：“柳铸，雍二十三，讳铸，字师颜，号西墅。其先出自展禽，食采柳下，因以柳为姓，至于人才之秀，生齿之繁，惟唐最盛，而后分派于河东，解州公乃诚公幼子也。”
这里的展禽，指的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柳下惠。再往后翻，竟然在最后面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这个发现，对于柳哲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
“从觉得自己跟柳贯有关系，到后来发现自己是柳宗元的后人，再到后来终于在家谱中找到自己最早的祖先是柳下惠，我在一步步地找到自己的根。”
找到“根的感觉”
后来，柳哲到北京发展，人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他对于家谱的兴趣一直没有中断。他去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各个地方查找资料，往往一查就是一整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不断地丰富和积累着家谱方面的知识，还写了不少关于柳氏家族的文章。
柳哲是众多重新对家谱感兴趣的年轻人之一。他说，从最初找到家谱，到后来重修家谱，他有一种找到了根的感觉。
本版文/本报记者 刘淑清
新家谱·经济
修家谱带出“姓氏经济”
一个小的家谱公司一年能赚5万到10万元
随着重修家谱的家庭逐渐增多，与此相关的产业也在悄然兴起。柳哲向记者介绍，现在出现了各种家谱制作公司，专门负责家谱的制作事宜。其中，浙江、广东一带的以制作家谱为业的公司颇多。有消息说，一个小的家谱公司一年能赚5万至10万元。
另一方面，有些家族在编了家谱之后不甘于自己翻阅，希望得到更广泛人群的关注，还要正式出版，公开销售。“这是从传统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产业，我相信姓氏经济是有潜力的。”柳哲说。
同时，早期关注家谱文化的人正在摆脱纯粹的研究，开始希望实现盈利。多年来致力于收藏家谱的江源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他收藏了4万册家谱，但至今并未因此盈利。后来，他注意到人们都上网查资料，拥有多年家谱研究经验的江源干脆建了个中国家谱网，把家谱方面的资料都放了上去，想让人们在网上就可以轻松寻根。前不久，中国家谱网与东方文化馆联姻，希望通过与传统文化的联合来加强自身的实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家谱热又将掀起一个高潮。”他们预言。
新家谱·解读
针对修家谱现象，北大中文系教授段宝林表示———新家谱要有新意
北大中文系教授段宝林表示，在中国的历史上，家谱是家族最主要的文献。过去，每一个家族都有家谱，人们有很强的寻根意识，都很在意老祖宗是什么人，怎么传下来的。家谱记录了很多历史资料，与国史、地方志一起，是共同构成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它对研究历史、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五四以后，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家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家谱也成为革命的对象。解放后一段特定时期内，族长、族权等都是受到批判的对象，家谱进一步走向衰落。
但是，在有些农村地区，修家谱的传统还是得以保留。对家谱破坏最严重的是“文革时期”，那时候，家谱被列入“破四旧”的对象，人们都不修家谱了，很多家谱被外国人大量收购。
如今，很多人有了经济实力，具备了修家谱的条件。
他认为，当前家谱文化的复兴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家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它是有社会基础的，对于全球华人加强联系和祖国的统一都有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看这件事，不能把封建的那一套又搬出来了。
段宝林建议，当现实中遇到与当前的法律法规、社会规则相冲突的时候，还是应该服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来发挥家谱的作用。
现在的独生子女对于家谱没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这种家庭的观念就会比较淡。但是，他们会有别的联系的方式，比如同学会、同乡会等。
记者手记
“独一代”缺少家谱意识
“爷爷强烈要求修家谱，父亲是觉得有必要修，但没那么强烈的积极性。”采访中，被家族指令修家谱的北大毕业生王磊，在谈到几代人对于修家谱的认识时这样说，“到了我这里就有点为难情绪，再到下一代就根本没有什么家谱意识了。”
现在，往往是爷爷辈的人在修家谱的问题上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认为，如果再不修家谱，就会断了，以后的子孙们可能谁都不认识谁了，这种现象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最年轻一代却往往并不认为家谱对自己、对家族的历史有多么重要。“我们所接触的就是父母和最亲近的一些人，并不一定要和那么多人有关系。”从小没见过家谱是什么的女孩刘红对家谱就表现得没什么热情。
恰恰是这种冷淡让老一代感到危机重重。或许，这与年龄有关系。在家谱热的背后，也隐含着一层对生命渊源的追问。
